杨德昌选在了父亲节的当天,为自己这部倾尽心血乃至生命的影片举行了开机仪式。他说“本片献给我的父亲和他们那一辈,他们吃了很多苦头,使我们免于吃苦”,听上去,这像句客气话。片中的少年不仅在吃苦,还一个个都死掉了。第一个是身着“中华民国海军”制服的哈尼,第二个是杀死他的山东,临死之前呼唤着女友的花名“神经”。最后一个就是那位扬言自己和这个世界一样都无法改变的小明。活下来的是小四,等待他的是十五年的牢狱之灾。 实际上下一代的苦难和上一辈的凄惶是互为因果的。影片一开始的字幕就点明,正是1949年数百万大陆人迁居台湾,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人口大迁徙,而这群台湾人眼中的外省人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他们的继承人则借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命意志。正是在这样强悍的叙事母题下,本片拥有了真正的史诗品格,并成为涵括教育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百科全书。影片自然是属于悲剧的,是一个关于共犯的警世预言,但它不是悲悯者的福音,而是关于成长史的文献。影片中那些沉湎于暴力和爱情中的少年便是台湾的未来,他们怀着莫大的心伤,披着浪掷时光的皮囊,在几十年以后最终会成为台湾社会的中流砥柱,将礼崩乐坏的末世情结延展到台湾经济起飞的一场幻梦中来。 太多人喜欢《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不全然因影片所涉足的泛政治症候,很多人在近四个小时的时长里所感应到的还是自身。在这部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的年鉴里,仿佛在牯岭街上狼奔豕突的还有着你自己的影子,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被拖曳。你堵人,人家也堵你。你看着别人亲嘴,你也被别人亲过。也许这些事情你都没有做过,但多少都会在你的心里过上一遍。让你感到郁结的是,你终究会不明不白地把那些明明用不尽的时光全消耗掉,在这个不会被改变的世界里以看不见的速度慢慢老去。 我最早看这部影片时青春期早就过了,但看完之后人软软的,像是没有了气力,后来我又重看过几遍。当初的震撼换作了惺惺相惜的怅然,那共同的生命体验在海峡的另一端被一个叫杨德昌的中年男人事无巨细地抖搂出来。小四妈妈的手表、小姑娘的扣子、小猫王的声音、小四干净的微笑、老二的台球、山东的蜡烛、神经的长发、小虎的篮球、哈尼的海军服、小马的枪、小明的白衬衣。还有小四在暗夜里与一个不知名的姑娘在练习接吻,但耳畔回响最多的还是那一句句掷地有声的粗口,就是这些说粗口的少年在“国歌”声中保持静默。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小四看到父亲毫无尊严地替自己向老师求情,极强的羞辱感让小四用棒球棍击碎了屋顶的灯泡,然后镜头静静地看着这只残缺的灯泡在倔强地甩来甩去。 好像仅仅是为了展现杨德昌本人对电影的热衷,他在建国中学旁还搭了一个摄影棚。影片最大的闲笔,就是一个导演和一个小明星之间的口水仗。它与主体叙事并没有构成直接关联,只是让清秀的小明差点踏上星途。难道是说,青春就是一场表演,但到底要演给谁看呢? 这虽然是一部残酷的电影,但我一看到小四回到家,他用功的二姐、爱俏的大姐、撒娇的小妹、沉默的二哥,都能让我心生暖意。我还喜欢小四的妈妈怀念自己的初恋,一方面笑话父亲的土,一方面幽幽地说,很多女生都喜欢他,但他不知道,我也觉得他很特别。小四妈妈说的时候,小四的大姐在一旁艳羡地听着。全片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大概也是大姐了。小猫王见到她,总免不了嬉皮笑脸一把。临走了,还会抛一个飞吻过去。小四坐牢了,二姐哭成一个泪人,情绪完全失控,而大姐陪着妈妈,满脸木然地走在楼梯的台阶上。 “完美”的牯岭街 这个夹杂着上海、广东、湖北、四川、山东、台湾等各地方言的影片,明明话语密集,却丝毫不显嘈杂。每一句台词在让情节扭转之余,又能起到言为心声的功效。也正是这些南腔北调,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一张张写满中国二字的面孔。感谢与杨德昌一起执笔的另外三位编剧赖铭堂、阎鸿亚和杨顺清。 而杨德昌电影美学中最为人称道的对画内外的关系处理,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已臻完美,小四跟小明说,自己要充当这姑娘的保护人,此时,少年乐团的管乐一直在响,这使得小四的表白变得有些声嘶力竭。而演奏结束时,小四仍保持着他的高调。这无疑也暗示了小四在这个充耳不闻的冷漠世界里,他的心声终将被吞没。而台湾最好的“耳朵”、台湾电影首席录音师杜笃之对每一处声场的控制都极具匠心。拖板的踢踏声、篮球的嘭嘭声乃至风吹过树叶时的响动,都带着时代的足音去轻叩我们的记忆之门。 这仿佛是一部极需剖析又无法言尽的电影,其实只要绕着青春和政治言事就不会跑偏。我想说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是一部暧昧的电影,它非常明确,再说穿一点,整部影片说的就是个人理想与不曾改变的世界的一场鱼死网破的对决。这样说的目的,是要点明杨德昌的电影是极有道德感的。杨德昌本来是极力想把小四塑造成道德楷模的,但后来他还是遵循了人物的自然成长。小四从好好学生到参与大规模的黑帮仇杀,已表明他在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对暴力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小马的枪,包括小明险些杀死小四的那颗子弹,都充满了较为复杂的隐喻。当然这个疑似有道德洁癖的少年,在面对自己的兄长代他受过时,只感到怅惘却没有做出挺身而出的义举。也就是说,小四在那一刻已具备了成人的懦弱,依其发展,他离虚伪也不远了。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塑造了一系列刻板而冷漠的教师形象,奇妙的是,杨德昌本人对好为人师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在不停地劝诫、提醒着世人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是多么了无生气。这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也概莫能外,但杨德昌又是特别能反躬自省的。影片真正的道德教师还是那位小四同学,他以“以其昏昏,使其昭昭”的姿态给作风不检点的小翠和小明分别上过课。他以自己的所谓生活准则去要求他人的处世之道,招来的是不领情和毫不客气的拒绝。尤其在小翠身上,你以为人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人家却有着自得其乐的心境。其实整个杀人事件,正是道德强势对人性天然的一次想当然的剿杀。影片最让人痛心的一幕还不是那几个少年的死,而是小明的母亲,这个一辈子颠沛流离、因水土不服而患有气喘的老人在闻听女儿的死讯后也自杀身亡。在我看来,这就是行将崩坏的道德优越感给周遭的人群所带来的悲剧。整部影片所要深深反省的就是中国的旧有价值观,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一次不折不扣的完败。 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物值得深究,就是那位学成归来、报效母校的小医生。自命花运亨通的小明,甚至认为这个小医生对自己也有了“想法”。这个小医生曾分别劝导过小明和小四,感情这种事,孩子是玩不了的。可两人都听不进去,于是悲剧就发生了。小医生可能会娶那位令人头大的恶护士,天知道他会不会获得幸福,但他至少比小四和小明幸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是这么时而汹涌,时而温柔,时而不知所措,时而贸然前行,却又不让出丝毫退路地去迎接人生的种种必然。 好的电影应不应当成为人生指南,或干脆就是一卷影像化的“论语”,这真的要见仁见智了。在我的客观世界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无限接近完美的,而在我的主观王国里,它就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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