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周建渝《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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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拜读了周建渝先生的《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1]，很受启发，获益颇多，有耳目一新之感，觉得这是《三国演义》研究中有创见、有新意、有思想、有分量的一部学术著作。作者借用西方文论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以新的视角解读小说经典，力图挖掘文本的丰富意蕴，从而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得出了新的论断，把《三国演义》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笔者的阅读心得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 化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小说

从作者的学术积累与学术经历的角度说，周建渝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蒋和森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后又求学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师从浦安迪教授研究哲学，这种中西兼通的文学及文化背景，使得他的学术积累与储备，得天独厚，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在研究中容易发现新问题，得出新见解。以西方文论研究中国文学的热潮，兴盛在八十年代，当时由于闭塞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如饥似渴接受西方的新东西，这对开阔视野，拓展思维，的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随之而来的饥不择食者的情况也在所难免，其中生吞活剥者有之，生搬硬套者有之，乱贴标签者有之，以艰深文饰浅易者亦有之。而融会贯通、化而用之、水乳交融的状态则不多见。后来学界回归乾嘉的呼声，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新方法热的反思与调整。相比之下，周建渝先生的这部学术著作，就是化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功之作。

在本书中，周建渝先生化用了西方文论中的后现代批评、解构批评、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文本互涉”、“多重对话”、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来重新观照《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一系列问题，在学界现有的相关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从而得出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关于曹操形象的评论，学界已有“奸雄”的定论。这既是罗贯中的主观命意，也符合作品的客观内涵，似乎已无需再论。但周建渝先生借用巴赫金“多重合奏”的理论与视野重新观照曹操形象，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他认为：“仔细阅读《演义》文本，可见罗贯中对曹操的评价，就其意义而言，是相互悖逆、相互解构的，由此导致作品里曹操形象特质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第22页）经过作者列举作品原文的一系列论据的证明之后，得出这样的论断：“《演义》用意义上相互悖逆、相互冲突的评语，导致了对曹操形象的双重解构。”“这样的解构，导致《演义》对于曹操的评价呈现出歧义性。同时，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歧义性，使《演义》对于曹操形象，提供了开放式而非封闭式诠释的可能性”（第27页）。这就为研究曹操形象又开启了一扇观照的窗户，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从而打破了固有的模式与定论，启发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地探讨曹操形象的特质与丰富性内涵。

再如：关于诸葛亮的“智绝”、刘备的“仁义”，魏延的天生“反骨”等问题，“以往学者对《演义》的诠释，倾向于作品叙述之意义的确定”（第15页），周建渝先生则借用解构式批评理论，“通过发现文本内存在的种种悖逆或矛盾现象，来揭示文本在意义层面上的不稳定状态与不可确定性”（第15页）。他通过相关文本情节的大量例证的分析，再“参照解构批评的视野来重新阅读《演义》，却能看到这样一些似乎确定的意义，其实并不确定”（第15页）。正因为其有不确定性，才需要读者与研究者不断地去解读，才能使《演义》的研究具有开放性与不可穷尽性的无限张力。

二 放眼多层视野 透视丰富意蕴

周建渝先生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就在于“试图突破前人关于《演义》单一主题、单一意义或系统化叙述结构之成说，致力于探讨《演义》具有的多重意义、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峙与对话”（第92页）。这是具有新理论、新思维特点的新探索。此前，学界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了《演义》丰富内涵与单一主题研究模式的矛盾问题，因之有人提出“多层主题”的研究模式，但又存在顾此失彼的新问题。因为既然是“多层”，又何谓之“主题”，显然“多层”与“主题”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无法统一的矛盾。有鉴于此，有人采取更为极端的作法，提出“无主题”研究模式，试图放弃“主题”概念，不再研究作品的主题问题。但是无视并非不存在，作品的思想内涵总是读者与研究者要首先面对并解决的问题，但一直未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有效之办法。为此，笔者曾提出以“文化意蕴”代替“主题”概念的想法。[1]周建渝先生则打破了围绕“主题”概念绕圈子的路数，打开视野，借鉴了俄国的巴赫金提出的“对话”与“复调”理论，同时也参照了美国学者保罗?德曼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挥的观点，还吸收了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在《本文的愉悦》一书中主张的“多元意义观”和“解构消融论”。针对学界“忽略其意义呈现的多层面性与歧义性”等不足，对《演义》文本中的“众声喧哗”与“多重对话”情况进行深入剖析与多方论证，从而挖掘出《演义》文本固有的丰富内涵。具体而言，作者通过孙策与于吉、左慈与曹操的对话与冲突，意在证明：“《演义》呈现的，不是单一的儒家伦理观念，而是儒、佛、道及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和对话，这些不同意识形态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在小说中各自发出不同声音，并在彼此相互对话中形成众声喧哗的场面。”（第107页）从而“造就了《演义》多元化的意义呈现”（第129页）。此外，作者还围绕吴、蜀联盟的“众声喧哗”所构成的大型对话，通过“仁”、“术”、“智”的多义呈现及其相互对话等方面，论述了《演义》所具有的“复调”小说之特征，进而说明《演义》中“不同意识之间的互不相融或互不消解对方，有效地促成《演义》的开放式叙述结构。叙述人及其作者的意识与作品人物意识之间保持的距离及差异性，更为《演义》多重意义的呈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第130页）这一系列分析基础上得出的新论断，大大拓展了《三国演义》研究的视野，为进一步从多层面挖掘《三国演义》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提供了范例，进而为《三国演义》研究展示了广阔的学术前景。

三 论断出自文本 证据充分翔实

借鉴西方文论的某些观点与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中的问题，无疑是可行的研究路数之一，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切忌生搬硬套。以前的研究中就存在这一偏向。相比之下，周建渝先生则跳出了这一窠臼，他始终坚持立足文本，论从史出，通过对大量文本全面深入地剖析，来证明自己新论断的可信性，从而显得证据充分而又翔实，论断坚实而有说服力。如关于刘备“仁义”特征问题，在《刘备“仁义”形象的反讽与解构》一节中，他详细分析了刘备“败走江陵”、“失信吕布”、“争夺荆州”、“夺取西川”、“兴兵伐吴”等一系列重要情节，这几乎囊括了刘备一生的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才提出自己的新论断：“《演义》一方面呈现刘备对其臣子及百姓的仁慈，以及刘备对关羽、张飞的义气；另一方面又通过刘备对吕布、对东吴、对刘璋的种种不仁义的叙述，一步步抹除刘备的‘仁义’。”“《演义》以刘备一连串自相矛盾的行为来消除确定的意义，质疑其‘仁义’形象，以达到作品叙述的自我解构”（第31页）。这是在众说纷纭问题上提出自己新见解的突出例证。关于《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争议，赞美其仁义者有之，认为其虚伪者亦有之。鲁迅先生的论断——“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则精辟地指出了作者主观命意与作品客观效果二者之间的矛盾现象。“欲显”“长厚”是罗贯中的主观命意，“似伪”则是作品的客观效果。也有学者从刘备的“显性性格”与“隐性性格”的角度来诠释刘备形象中存在的矛盾问题。[ ]周建渝先生则化用解构批评理论，从文本中刘备自相矛盾的行为中，看到了“意义的建构到意义的消解，暗示出文字呈现意义的不稳定性，亦瓦解了文字表述似乎要导出的某种确定含义”（第31页）。这就打破了过去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与评价方式，启发读者从文本意义之不确定性的层面去作各种角度的解读，从而使文本的诠释具有了多种可能性，从而防止了把本来内涵十分丰富的文本人为的固定化、绝对化与僵死化的倾向。这是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研究尝试。

此外，诸如《演义》与《战国策》、《史记》在叙述模式与主题上的文本互涉的论断，项羽/吕布/关羽之叙述的文本互涉的论断，魏、吴、蜀三个集团种种不同的君臣关系的论断等等，作者皆注重立足文本，通过大量例证的多角度剖析，进行充分而有力的论证，从而令人信服。

总体来看，周建渝先生的这部专著是鉴于《三国演义》中“蕴涵了异常丰富的可诠释的潜能”（《自序》），而“以往学者对《演义》的诠释，倾向于作品叙述意义的确定”（第15页）。针对这种倾向，他重点在于“尝试运用解构批评的视角，揭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存在的前后不一致，或相互矛盾之叙述，由此看出作品意义呈现之相对性或不确定性，以及作品叙事结构的开放性”。“由此揭示作品意义的多重性与多义性”（第13页）。作者把他这种研究的目的最终归结为：“有助于‘话说三国’之研究朝着丰富与多元方向的发展”（第14页）。这对《三国演义》研究的提升拓展与兴旺繁荣，无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