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再误会了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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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爱跪就意味着他们卑躬屈膝吗？古人的诗词不押韵就意味着他们水平有限吗？古人可以随随便便地落发出家吗？只有还原历史的原貌，我们才会知道答案。

古人为何爱“跪”

有些人认为，古代欧洲人崇尚平等，即便面对君王等地位高的人，也大都只用单膝跪地。而中国古人的膝盖似乎软得很，跪祖先、跪父母、跪师长、跪恩人、跪菩萨，动辄就跪。但其实中国古人的跪拜礼在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不平等、屈辱之类的文化含义，这只是后人的一种误解罢了。

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桌子、椅子的，连凳子也没有，只有很矮的木头或者石头做的“几”。例如“桌”字最早就写作“卓”，意思是很高的“几”，有在家具中鹤立鸡群的意思。那时候的中国古人和亚洲很多民族一样，长期习惯坐在地上，坐的时候铺上席子，这席子不像今天一样专指凉席，而是一种编织成的坐垫。在日本、韩国等国家，我们如今依然能看到席地而坐的古老习惯，依然能看到类似古代中国席子的“榻榻米”。

席地而坐的姿势可以有两种，一种是盘腿而坐，或者两腿在前面伸开或张开；一种是两膝并拢着地，支撑躯干端坐。前者固然舒服些，但却有失礼节，尤其是古人是不穿内裤的，因此两腿张开的坐着，非常不雅。古籍里倒是也专门描写过有人席地坐时伸开双腿的情形，例如秦始皇、刘邦等，但无一例外地都指出这是不尊重他人的行为。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古人大都采取后一种姿势——跪坐，也就是臀部坐在自己的双脚后跟上。在这种坐姿下，如果要行礼，只要身子稍往前倾，双手放到地上或席上就行了。因此对于习惯跪坐的古人来说，跪拜礼是一种十分方便的礼节。而且，当所有人都是跪坐的时候，向对方行跪拜礼并没不意味着高低贵贱的区别。即便是大臣与君王同坐，君王也只不过以坐在一个自己专用的、较高的平台来彰显地位。

凳和椅作为“舶来品”虽然在东汉末年已在中原地区出现，但在南北朝时期才随“乱华”的胡人大量传入，直到后来的隋唐朝时才变得普及，中国人从此开始养成坐凳子、椅子的习惯。

不过，起居方式的彻底改变并没有改变长期形成的跪拜礼习惯，跪拜礼作为一种固定的礼节，依然被保留下来。这其实同日本人保持了鞠躬礼是一个道理，跪坐的日本人在行礼时只要身体前倾就可以行礼，但如果是站立时，便只能习惯性地行鞠躬礼了。我们不能草率地因为日本人习惯鞠躬礼就认为他们喜欢“点头哈腰”，缺乏自尊。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因为古人习惯跪拜礼就认为他们具有所谓的“奴性”。

“不押韵”的古文

如今我们在翻看古诗词时，往往会发现其中一些读起来似乎并不顺口，甚至连起码的押韵都有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中国古代文人在创作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往往是当时最流行的官方语言，而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大小朝廷都有自己官方语言——“官话”，它们往往以都城所在地的方言为基础，因地域、统治集团等的因素而各不相同。

中国古代的官话按其语言特点一般可以分为6个支系，即北方官话、秦晋方言、兰银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例如定都西安的秦、西汉、隋、唐等朝代的官话主要就是秦晋方言；定都洛阳、开封的东周、东汉、西晋、北宋等朝代的官话主要就是中原官话；定都南京的东晋和南朝四国，它们的官话主要就是江淮官话，以此类推。

如此一来，各个朝代的官方语言差别就非常大，我们赏析古人诗文时也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我们当初在读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时，就很难感觉到其原有的韵律，因为按照唐代官方语言（秦晋方言）的发音，这首诗中的“深”应当念作“欣”音，“簪”要念作“巾”音。

据历史上的文学评论记载，宋代诗人周敦颐的诗歌语言和音律配合堪称经典，但我们若用今天的普通话来读，往往就很难感受到。譬如他的《书仙台观壁》：“到官处处须寻胜，惟此合阳无胜寻。赤水有山仙甚古，跻攀聊足到官心。”这首七言绝句按照当时的北宋官话（与今天的河南话很相似）念，“寻”字就应该念作“xin”的音。再比如《诗经•邶风》中的“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邶是当时卫国的首都，在今天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诗文中的“南”字按照当时的卫国官话应当念作“nin”音，因此两文在各自时代的官话发音下，其实是朗朗上口的。

岂可随便就出家

也许是武侠小说的随意构想，也许是热播古装剧的胡乱编排，里面看破红尘的男主角往往即兴地宣布自己皈依佛门，从此不再介入是非恩怨，在青灯古佛之下了却余生。但史实远非如此。

在古代中国，农业作为国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青壮年男子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因此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不会允许他们随随便便地遁入空门、脱离劳动的，即便是在佛教盛行的南朝也不例外。

在古代社会，一个人若想皈依佛门，必须经过合法的途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必须持有“度牒”，也就是国家认可的出家“资格证书”。“度牒”上一般写明所度僧尼的法名、俗名、籍贯、年龄、所在寺院、所诵经典、师名等等，并有祠部（尚书省下属机构）的批文、签署日期和官署名等。

不过，这个“度牒”并不是白给的，而是要花钱去买的，它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途径。例如据宋代史书记载，宋徽宗初年每道“度牒”价钱220贯铜钱，后来每年卖三万余道，价大跌，于是停止发行若干年，已发行的也毁弃作废。宋朝南渡之后政府严格控制，不轻易出卖，但允许加价转售，“度牒”涨到每道800贯铜钱。

由于“度牒”非常昂贵而且得来不易，因此古人绝非是可以随意出家的。也正因为如此，经典小说《水浒》在描写鲁智深、武松等人的出家时，才会对“度牒”屡屡地刻意着墨。例如在描写鲁智深溜下桃花山时，就写到他将“度牒”放在专门的“度牒”袋内贴胸保藏；而在武松出家后，卖过人肉包子、粗手粗脚的孙二娘竟然取出“度牒”，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贴肉挂在胸前，可见这本护身符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因此，在古代想要出家绝非一件容易事，不是自己宣布出家就出家了，只有手持“度牒”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尚，否则就是“非法”出家，不仅会受到各地政府的刁难、盘查，而且轻则遣回原籍还俗，重则入狱受刑，弄不好还要掉脑袋。

总之，由于时代的差异，我们对古人的行为举止、生活状况以及语言习惯等等往往了解有限，因此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和偏见，只有当我们通过古籍史料去探究古人真实的生活状况时，才可能真正地贴近古人，理解他们的习惯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