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杀人狂”的邪恶源头：大脑创伤导致人格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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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邪恶”的行为存在开始，人们就想知道它的根源在哪里。科学研究表示，人类大脑的创伤和人格本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直接的联系。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凶手

查尔斯·惠特曼是一名25 岁的工程专业学生，也是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他在1966 年得克萨斯大学的大规模枪杀案中被警察击中并杀死，但在此之前他共夺走了17 条生命，致32 人受伤。更令人咋舌的是，在枪杀案发生的早些时候，他还谋杀了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刑事调查人员试图去寻找这次暴乱的理由，答案很快在惠特曼的遗书中找到：
“这些天我对自己感到很迷惑。我原本是一个正常的小伙子，聪明又待人通情达理。然而，最近我总有一些不正常甚至极端的想法，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请你们在还清我的债务之后将我剩下的财产匿名捐赠给专注于心理健康研究的机构，希望科学研究日后可以避免这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最终，惠特曼的遗愿算是勉强实现了。在经过家人的允许后，调查人员对他进行了尸检。研究发现，有一个肿瘤和畸形的血管压着他的杏仁核，而杏仁核正是控制人类大脑情绪的那个小的原始区块。
为此，美国国家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那个肿瘤和畸形血管很有可能是引发枪击事件的元凶，这样的结论也让惠特曼在死后得到了小小的安慰。当然，这也给所有的杀人狂们找到一个反驳所犯罪行的借口——他们的大脑里很可能也有类似的异样迫使他们做出一些违法的事情。
最新的案例是，在特萨尔纳伊夫兄弟被指认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凶手后，人们开始猜测，兄弟中的哥哥塔梅尔兰的行为是否受此前长期担任拳击手时遭受的脑损伤的影响？答案是：与运动相关的脑损伤通常会导致他的情绪不稳定和冲动行为。
从“邪恶”的行为存在开始，人们就一直想知道它的根源在哪里。很多人都期望尽快通过科学的手段获得解释，他们也认定，第一个要去寻找答案的地方一定是人类大脑。
很显然，人类做过的任何一件事情、产生的任何想法和感受都可以被神经细胞组成的特定网络以特殊的方式进行追踪，而让这个机器以这种方式运行的正是人类的大脑。
很多暴力罪犯的背后都伴随着各种形式的脑部疾病和精神创伤的病史。如何确保这些人在有犯罪想法产生的第一时间对其进行相关治疗，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这或许是问题的关键。

研究显示，人类大脑的创伤和人格本质之间存在某种直接联系。

大脑创伤导致人格突变
在惠特曼将这种疾病做成医疗文本之前，科学家们早就对菲尼亚斯·盖奇的情况十分熟悉了。他是一名25 岁的铁路工人，1848 年，他在帮助炸开佛蒙特州的一条新的铁路线路时，一场意外的爆炸事故导致一根铁杆戳进了他的脑袋，从他的左前叶一直穿出他的颧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盖奇并没有死，甚至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功能丧失。但是当医生把那根铁杆拿掉之后，他的性格突然大变。他从之前的崇尚和平变得冲动而且杀气腾腾，连讲话都从之前的恭敬礼貌变得粗话连篇。
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第一次发现大脑创伤和人格本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原因和结果”的联系。当我们的科学水平和探测大脑的能力变得更强之后，我们就能探测到更多细微的能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伤害。
以下是另一个由于大脑异样直接导致人的行为发生巨变的著名案例，2003 年这一案例被医学专家发表在《神经学档案》上。一个没有娈童癖史的40 岁教师突然对儿童色情制品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对他的继女实施性侵犯。在被他的妻子举报之后，他被逮捕并分配去上性罪犯的12 步课程，遗憾的是，他因课程不及格而退学，并被判有期徒刑。在这之后，只过了一天，他就由于爆炸性的头痛和一系列的神经系统症状不得不去当地的一个急症室里。
医生们在扫描了他的大脑后，在他的右前额皮层发现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而那个区域就是人类处理决策和其他行政职能的地方。在肿瘤被切除之后，他的那些行为也一并消失。但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那个肿瘤又出现了，而同时出现的还有他那些想要犯罪的强烈欲望。
“大脑中并不存在娈童癖的相应区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律学和精神病学教授斯蒂芬·莫尔斯说，“但是前额区域的损伤被认为是与抑制解除相联系的，大脑中各种区域的损伤都能导致理性思维的障碍。”还有很多近期的研究发现，大脑中的其他区域也是犯罪的根源。
由新墨西哥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肯特·契尔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对96位男性罪犯的大脑进行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扫描，这些罪犯都是由于抢劫、贩毒、暴力犯罪而被判至少一年监禁的。此外，契尔还对他们进行了一项测试：当屏幕上出现X 的时候击打电脑键盘一下，当出现K的时候则相反。由于X 出现的频率达到84%，使得这两个字母开始看上去越来越相似，这就很容易让人习惯性地多打键盘。而这种是否能够避免击打键盘太多次的能力被认为可以衡量对神经冲动的控制情况，而在大脑中控制这一部分的区域是前扣带皮层（ACC）。测试做得较差的囚犯就是前扣带皮层活动能力水平较低，而做得较好的则活动能力水平较高。当这些囚犯从监狱中释放后，契尔追踪了他们4年，他发现，那些前扣带皮层活动水平较低的囚犯比其他人更容易再次被捕。
这个研究表明，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击打键盘的冲动，那么你很有可能也缺乏控制自己不触犯法律的能力。“很多的研究和文献都会说明磁核共振（MRI）是如何预警又会重新作案的罪犯的，”契尔在回复《时代周刊》的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研究一些能够提高前扣带皮层活动能力的治疗方法，希望能够帮助找到最好的治疗方法，以减少罪犯再次犯罪的几率。”此外，单胺氧化酶（MAO）对行为的控制也十分重要，那些与单胺氧化酶（MAO）相关的基因，也就是俗称的“战士基因”，拥有这种基因缺陷的孩子比其他人出现反社会行为的风险高出9 倍，这已经被相关科学研究证实。
大脑创伤导致的行为失控能否被原谅？
所有的这一切都证明了神经学在暴力犯罪中难以否认的角色，而这一切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大脑异样可能会导致暴力行为，那么如何确保这些人在有犯罪想法产生的第一时间遏制其冲动，从而避免犯罪？
大脑异常只是犯罪谜题的一部分，基因的缺陷也可能在日后生活中引发犯罪。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孩子被虐待或者有其他童年创伤时才可能引发暴力犯罪，一个同样拥有这样的基因缺陷但却有着良好背景的孩子也有可能处理好他的“战士冲动”。而那个肿瘤切除后娈童欲望消失，长出来之后又再次引发犯罪欲望的老师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学和精神病学教授斯蒂芬·莫尔斯表示：“他只有在他妻子不在时才会抚摸自己的继女进行性骚扰，并且在被发现之前他的妻子和同事都没有看出任何问题，很显然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有理性的思维能力。你不能说他的娈童癖只是因为那个肿瘤所致，而他本身则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那就是科学和法律相互碰撞的地带——因果关系并不能简单的通过脑扫描、组织采样或者纵向测试来解释。像莫尔斯这样的专家，曾经将所有的犯罪归咎于道德败坏或者简单的邪恶，而现在就矫枉过正了，他们认为如今的罪犯太喜欢通过医学来寻找犯罪的借口。莫尔斯说：“当你发现医学上的问题可以减轻或者赦免你所承担的责任，也就是你的犯罪动机可以被法律原谅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是亡命之徒了。举个例子，如果一个银行抢劫犯可以证明自己在犯罪的时候处于轻躁狂状态，但那并不代表他的犯罪值得被原谅。”
当然，保持社会稳定安全绝对是最重要的。在做假释决定前，扫描罪犯的大脑一定会引发隐私问题，但如果科学可以做到避免再次犯罪的产生，那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很值得尝试？在科学水平发展和完善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类是否可能像肯特·契尔说的那样，通过科学的手段对罪犯进行治疗和康复？
大脑复杂得让人难以想象。我们之前总认为自己可以完全约束并且控制大脑的所作所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大脑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逐渐意识到，有些想法和行为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是来自于“邪恶”的大脑。正是因为我们对大脑更加深入的了解，才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包容和控制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将其“邪恶”的部分彻底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