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寅生：海外兵团从公派开始 我们输球别怪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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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从中国乒乓60年的时光里，找一位从头到今的亲历者，徐寅生无疑是不二的人选。从运动员到教练，到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乒协主席，再到国际乒联主席、终身名誉主席，直到如今还活跃在乒乓球爱好者的圈子里，一个甲子的时间，年过八旬的徐老以“全套”身份亲历了中国乒乓的跌宕起伏。那些深深烙印在徐老脑海里的瞬间，无疑也是中国乒乓60年里不曾磨灭的点点滴滴。

　　文/孟雁松

　　1993年瑞典哥德堡世乒赛期间，已经有不少中国面孔成为外国协会球队中的一员，对中国队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正是在那次比赛中，中国运动员邓亚萍和乔红输给了代表新加坡和德国参赛的井浚泓和施捷。从此，这些出国打球的原中国籍运动员被舆论称为“海外兵团”。

　　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宽松了，人员流动也自由了。我们的一批优秀运动员先后退役，他们有的在体育圈内找工作，少数会选择上学读书，常规的出路则是当教练员。此时，欧洲一些国家的俱乐部赛制很活跃，一些企业为扩大宣传，成立乒乓球俱乐部，高薪招揽国内外的高手加盟。比如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就在德国俱乐部依靠打球生活长达20年，甚至结婚生子。因此到国外俱乐部打球，对国内的退役运动员来讲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的“海外兵团”是从公派开始起步的。徐老把梁戈亮称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78年，刚刚退役的梁戈亮经人介绍去联邦德国的一个甲级俱乐部打球，开始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也不会开车，被安排在私人家中生活。当然，生活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从公派转而留在了当地。”80年代中期，郭跃华宁愿放弃福建体委的领导岗位，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带着妻子到德国的一家俱乐部打球并兼任教练，同时开了一家中餐馆，边打球边当起了老板。徐老还记得当郭跃华驾着奔驰车去看望来德国参赛的中国运动员时，让大家眼前一亮。

　　国外的乒乓球水平不高，中国人的加入可以提升俱乐部的知名度，因此很多退役的世界冠军、奥运金牌得主以及各省市队的运动员，甚至一些年轻队员都纷纷外出，有的出国打球，有的结婚移民，有的讲学读书，形式多种多样。“在国外，当时的收入比国内高几十倍甚至百倍还多，而学习外语、独立生活对每个人又都是一种历练，也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徐老说。

　　2000年悉尼，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陈静（右一）第二次代表中国台北参赛，与王楠、李菊一起站上领奖台

　　渐渐地，乒乓界掀起了一股出国热潮。中国运动员水平高，成了俱乐部的“香饽饽”，但最早出国的中国运动员只代表俱乐部打球，而不代表外国协会参赛，所以最初国内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并没有感到“海外兵团”的危胁。不过由于当时国际乒联对参赛选手的国籍规定不严，一些协会开始盯上了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乒协想方设法协助他们取得合法身份，代表他们参加世乒赛。

王大勇率比利时队获得2001年大阪世乒赛男团亚军

　　对于“海外兵团”的议论，国内一直褒贬不一，不少人认为国家培养了他们，现在反过来代表外队对付中国队，思想上接受不了。但徐老对此却有不同看法：第一，这些运动员出去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允许的，涉外婚姻也是合法的，他们过去为国家争得了不少荣誉，退役以后到国外生活，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应予以尊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社会的进步；第二，出去打球是他们谋生的能力和手段，他们凭着一计之长来维持生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三，打比赛符合国际乒联的规定。在徐老看来，外国俱乐部的训练条件和国内比相差甚远，“我们的队员在比赛中输给他们，也别怪人家，应该从自身找原因，不应该怨天尤人。”

　　施婕在1993年哥德堡世乒赛女单比赛中淘汰世界冠军乔红；2016年里约奥运会把德国女队带上了团体亚军领奖台

　　除了对“海外兵团”的充分理解，徐老也在威胁之外看到了他们的“清道夫”作用：“他们在比赛中帮中国队淘汰了不少强手，比如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加拿大队的黄文冠（原广东省队员）在比赛中淘汰了瑞典的瓦尔德内尔，为中国运动员夺取金牌扫除了最难对付的障碍。当时我一面看球，一面暗暗窃喜，心想真应该给黄文冠发一个奖章。”

黄文冠

　　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各方面对“海外兵团”也给予了理解。天津世乒赛，中国乒协还把“海外兵团”的运动员都请来专门开了会，表示欢迎。伍绍祖主任在讲话中说，他们过去为祖国争得荣誉，也希望他们不要有顾虑，要为发展国际乒乓球运动继续作出贡献，还深深地向他们鞠躬表示敬意。